文｜阮义忠
人对往事的九游电竞入口记忆就像锁在不同抽屉里、舍不得丢的杂物，有些经过归档，有些无法分类，就那么一起掺杂地搁着，随着岁月的堆垒而尘封。某日不经意地打开一个抽屉，那被忘了九游体育入口、如同隔世般的旧事便猛然回魂，又有了温度、呼吸和生命，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。
我的家乡头城是个东台湾靠海的封闭村子，居民一半务农、一半打鱼，连镇上那家历史悠久、破破旧旧的戏院，也有个恰如其分的名字——“农渔之家”。这家戏院是无数镇民的精神家园，也是我童年时的梦想窗口。陪祖母在这儿看的一出出歌仔戏，让我对中国古代英雄或奸臣的舞台形象深信不疑，直到后来上了历史课，印象也很难纠正。
电影盛行后，歌仔戏跟着没落，戏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，宫本武藏、盲剑客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，小林旭、石原裕次郎在黑社会电影中的穿着打扮，乃至于一举一动都是年轻人效法的对象。在本土电影方面，大受欢迎的则是模仿美国《劳莱与哈台》的喜剧片《王哥柳哥游台湾》。在交通不便的60年代，岛民们透过电影，仿佛也游遍了台湾的名胜古迹。
胖得像酿酒桶的王哥是擦鞋匠，瘦得像电线杆的柳哥是三轮车夫。王哥中了爱国奖券，邀好友柳哥环岛旅行。两个土包子在旅途中糗事不断，既谄媚别人，又挖苦自己。情节虽然在戏谑中也有温情，却老让我觉得台湾人的命运实在坎坷。
在那个年代，我们对中国大陆的点点滴滴与日本的形形色色，比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清楚多了。台湾被日本侵占了半个世纪，“皇民化”的影响早已深烙人心，而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言，“中华民国”只是暂时落难至此，迟早要回家去。像陕西路、青岛路、南京路、长安路、西藏路、沈阳路、迪化街、宁波街、哈尔滨街……这样的大陆省名全台湾可见，提醒百姓“毋忘祖国”。城里、郊外布满“反共抗俄”、“保密防谍，人人有责”、“匪谍就在你身边”等标语，仿佛字写得愈大、愈漂亮，“反攻”大陆就愈有可能成功。
此外，桥头、巷弄、山顶或海边，不时会出现“此处禁止测量、描绘、摄影、狩猎”的警语，仿佛无处不是禁区。海岸线更是禁区中的禁区，相隔没多远就有海防部队的岗哨，既防走私偷渡，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对岸。在那期间，小小的台湾实际上是个大大的隔离岛，因为“政府”把自己的人民给关起来了，直到蒋经国“总统”于1986年制定解严政策。
还好，有部分海岸线在当时是解禁的，那就是全省为数不多的海水浴场。在这里，浪花声与人民的欢笑仍能齐鸣。我就是一个幸运者，家离海水浴场只有二十分钟路程。尽管父母三令五申，禁止小孩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去玩水，我们却时常偷偷地到那烫得可以焖蛋的沙滩上打滚儿，再冲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，几个钟头一下就过去了。回家前怕自己看起来太干净，就用菜园里的泥土往身上抹，好让妈妈以为我们是在泥地里撒野。
阮义忠摄影作品
我们呼吸的空气常带着海味，发丝里不时夹着海沙，胳肢窝里总是沾有盐巴，可是大部分人却不敢梦想有一天会出海远行。我的二哥就像一些不甘被土地绑住的农家子弟一样，一直梦想当船员，幻想周游世界。
那时，乡镇村落的电线杆还都不是水泥做的，一棵棵树干被削得圆滚滚的，浸过黑黑的柏油后，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两旁。人们在上面张贴宣传单或寻人启事，其中经常出现的就是征召船员的广告。
二哥每隔一阵子就会央求父亲让他九游体育app上船去试试，央求过几年后，终于明白这件事是无望的。后来，我们家七兄弟之中，唯一留在老家当木匠的就是他。当初最想出走的，却认命地成了唯一继承祖业的人。事实上，我知道他好几次都有离家出走的念头，也不止一次地在深夜里听到他蒙着被子叹息、饮泣。
跟他一样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也一直深怕被钉牢在这个沉睡已久的小镇里。自古以来，镇上的每个人都过着跟父母一样的生活，仿佛命运老早就被决定了，时代的脚步、社会的变迁都跟我们无关。从小到大，或许就是靠着喜欢观察、创作的天性，才让我能享有一方自己的天地。
还没分家之前，我们和四叔、五叔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日子。每房有一间卧室，三个媳妇除了侍奉祖母外，还轮月掌厨，负责喂饱三个家庭二三十口人的肚子，家事虽然粗重，彼此倒也和乐融融。我们三房的寝室在炉灶、餐厅的楼上，四叔、五叔两家则是住在隔个过道的木料仓库二楼。
阮义忠摄影作品
像那时大多数的人家一样，四叔、五叔都受过日本教育，在镇公所上班，其中一位还当上课长，算是镇上的小资阶层。在那不经申请就不得聚众的年代，民间的交谊活动都得偷偷举行。四叔、五叔的房间隔着一个宽大的空间，时常被他们用来举行舞会。四叔会吹萨克斯风，他的一些朋友会打鼓、吹小喇叭以及弹低音贝斯，一个三五人的小型西乐队就这么组成了。长大之后回想起来，那不就是爵士、蓝调吗？想不到头城也能如此赶时髦。原来，平淡无奇的庶民生活背后，也总有意外暗自运作着。
我们从小就在封闭的环境中成长，而那一场场的秘密舞会，就是一窥大都会时尚的时机。若是碰到有人密报，警察上门取缔、舞客四处逃窜的情景，也能让我们看得心跳加快，真是兴奋又刺激。每次有舞会，保守的父母都会禁止我们接近。我当然没那么听话，等父母睡着后，便去趴在窗口看跳舞。看久了便能去帮忙摇留声机，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上场摇沙铃。
白天严肃木讷的长辈，在晚上仿佛变了个人似的，活泼、可亲又有趣。可保守的父亲却绝不可能如此，他在白天与晚上都是一个样子，严厉又寡言，永远在现实世界中扮演着一成不变的角色，从来不提过去。这样的印象一直维持到我高中时的某一天，在整理杂物时打开家中一个老橱柜。
阮义忠摄影作品
那时四叔、五叔已跟我们分家，五婶到小学教书，四婶则是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，两家的经济情况都愈来愈好。家人懒得整理他们原来的房间，我便把它打通、改造，变成由我一人独享的空间。四叔留下一个还不错的二声道音响，让我接近了巴赫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……我用家里的剩木料做些摆设、装置，再把五叔留下的书桌椅摆在恰当的位置，将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学名著放上书架。高中三年，这里既是我的画室，又是我的书房，迷上古典音乐后，还在里面练过几个月的小提琴。
在整理空间时，我把一个堆满家中杂物的橱柜撬开，发现了不少家族的老东西，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纹路细致的古铜镜、一把日本武士刀、两顶降落伞、一顶日军钢盔，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文杂志、书籍。我揣摩，那面老铜镜可能是祖先从唐山到台湾时所带的传家宝，武士刀、降落伞以及钢盔则说明了家族有人曾被拉去当日本军夫。
从小我就不曾听过大人谈日据时代或是国民政府初迁来台的事，就是追问也没人理，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惹祸上身。直到许多年后，我离开家乡到台北工作，才从一位同事的口中得知，台湾曾于1947年发生过“二·二八”事件。对当时大多数的台湾人而言，这块土地的历史就像缺了许多片的拼图，不齐不全，模棱两可。
那两顶降落伞的布料可真好啊！在那物资缺乏的年代，连办完丧事后，写满黑字的白粗布挽联都会被拿来做内衣裤，美援的面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。我不敢探问降落伞的来源，自己偷偷把它裁了，缝成衣裤，穿出去拉风极了。后来，我才从大哥那里知道，爸爸年轻时因为手艺好，曾被强拉去修补弹痕累累的日本零式战斗机。那时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，国力衰弱，连修补飞机上的破洞，也只能用木料。武士刀和降落伞，也许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饷。原来，爸爸也是有过去的人啊！
无可避免的，我们从小就经常会碰到绰号“老芋仔”的外省军人。记得海边一个小渔村的附近有个营区，大家管里面的人叫“大陈仔”。小时候以为大陈和福建、广东一样，是大陆的一个省份。长大后才知道，它是个属于浙江省台州列岛的岛屿。1955年2月，台湾当局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护航下，将岛上的一万八千多军民全部撤退到台湾。由于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来台，故被称为“大陈义胞”。
学校里的国语课多半由外省老师担任。他们各有各的腔调，发音也不标准，所以很少学生能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那些老师都非常凶，仿佛把无处宣泄的郁闷都发在小孩身上了。记得小学时，只要是作业没交或是考试不及格，就会被狠狠地处罚。那种被戒尺打在手心、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，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害怕。长大后想起来，对他们倒有几分同情。他们仓促惶恐地来到台湾，一夕之间与亲友、所爱天人永隔，那种痛岂止是锥心！
有些老师相当有学问，或多或少都对我产生过影响。比如说，我的绘画天分最早就是被读初中时的美术老师肯定的。毕业于杭州艺专的他，为我们这些乡下小孩带来了以往所不熟悉的艺术品位。读高一时的导师则是位精通甲骨文的学者，经常讲课讲到兴起，便在黑板上画些甲骨文让我们瞧瞧。正是由他的口中，我首次知道了李济、董作宾以及许多其他的著名知识分子。
到台北工作后，我更是发现，在一个小小的小区，或是短短的一条路上，往往就汇聚着来自大陆各个不同省份的优秀人士。这些学者、专家把厚实的传统文化，较先进的工业、金融知识勤勤恳恳地传播于台湾小岛。中华文化的种子有幸不受乱世摧残，在海岛的呵护下开花、结果。
二十岁那年，我开始在海军服役三年，台湾的各式军舰，除了潜水艇之外，举凡巡洋舰、驱逐舰、运补舰、抢滩小艇，全都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。我是通讯士官，必须经常背着沉重的PR77无线通话器从大舰跳到小艇，再从小艇跳到滩头。有时还得在风浪大作的海上，从小艇爬绳梯上军舰甲板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剧烈摇晃的军舰夹死。
大金门、小金门、大旦、二旦、马祖、北竿、南竿、东莒、西莒我全去过，甚至连很少人踏上的乌坵也到过。我们的小艇队在金门驻守过一年，晚上站岗时得非常小心地提防，以免被从对岸摸上来的“水鬼”给割了喉咙。可是在白天，透过望远镜就可清楚看到对岸跟我们长得差不多的哨兵。彼此虽然身处不同的土地，周遭的大海却是相连的，拍岸的浪花来自同一片汪洋。
快退伍时，当时的台湾“国防部长”蒋经国先生下令精简军队。我们的小艇队被解散，队员被分派至其他各单位，我也被调去了一艘运补舰。上了那条船，我的工作变得轻松多了，不必再背重得半死的PR77，而是守在舰桥上打灯号、升信号旗。
运补舰天天在各个小岛之间来来回回，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到乌坵的那趟任务。说实在的，乌坵岛小到只能算是一块大石头，但因位处海防要地，一直有军队驻防。那一回，船上除了依例载满换防的士兵、大量淡水以及各项补充物资外，还有一位通常在军舰上不大可能出现的女人。
原来，这位特殊的乘客因为非法卖淫被判了刑，在刑期内如果自愿前往外岛为士兵们服务，就可以不必坐牢。当时，军中为了解决外岛士兵的性需求，设有被弟兄们昵称为“八三一”的军中乐园，因为那儿的电话号码是八三一。在金门的“八三一”女服务员不少，在乌坵却只有一位，那天的那位乘客是去替换的。
由于身份特殊，那位三十来岁的妇人被安置在舰上一个不会受到打扰的空间，也就是我平时打旗号所站的瞭望台。在两三天的航程中，我偶尔会跟她聊聊天，得知她有一个好吃懒做的丈夫，三个仍在读书的小孩。所有的家计都落在她身上，为了要让孩子们有安定的生活、完整的教育，她选择了出卖肉体的行业。在言谈之中，她没有怨天尤人，只说为了儿女的前途，一切苦都可以忍受。
军舰在惊涛骇浪中靠近乌坵岛，岛上热烈的欢呼声盖过浪涛的怒吼。阿兵哥们蜂拥而至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粗重的水管扛上军舰，在水阀上锁好，把水龙头打开。巨大的水柱洒向那群乐不可支的人；趁着淡水接往水塔之前，他们要好好享受一下天降甘霖的滋味。那位沉默的“八三一”服务员拎着简单的行囊走下舷梯，坚毅地步向办点交手续的军官。她的背影看来笃定而自在，仿佛确知，所有的罪孽都将会在一次一次的承受中洗净。
退伍后，我很幸运地进入《汉声ECHO》杂志。这是台湾第一本以照片为主要插图的刊物，以有系统地整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为己任。在这里工作，除了让我开始拍照，还让我有机会在工作时吸取华夏文化的养分。在当时，《汉声ECHO》还只出英文版，这开启了我的眼界，激励我在日后创办《摄影家PhotographersInternational》杂志时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，向全世界发声。
环境愈封闭，就会愈让人想挣脱局限。或许这就是岛民的特性，要挣脱的力道是这么大，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，将范围拓展到超出自己原来的期望。每个岛民是否都拥有这般特性？而拥有这般特性，是否就能摆脱宿命？这就跟因缘有关了。时空不对，一切都会改观。
我时常觉得，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真是最幸运的。日据时代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我们还没出生；国民党政府来台后，我们才呱呱落地，免去了所有的战乱经验。在所谓的白色恐怖年代，我们还小，整天只知道玩。稍稍懂事后，只要不涉及政治，爱怎么作怪，想如何前卫、反叛，人家也懒得搭理。等我们能发挥所学时，台湾的经济环境也好了，处处找得到舞台。
台湾这个岛屿，说小是小，说大也很大，因为它汇集了整个大中华的精髓。从农业社会跨向商业社会，再踏入信息时代，人类上千年的进化缩影，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都沾了边儿。等到计算机盛行的虚拟时代来临，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我们已经茁壮得能够稳稳地挺住，有能力拒绝不良影响。在安定、没有巨变的环境中，我们得以坚守传统信念以及它的珍贵价值。
最令人感到欣慰与兴奋的就是，我们这一代还等到了两岸的友好往来。在ECFA（《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》）签订后，台湾与大陆将共创光辉荣景。原来的同胞曾一度成为敌人，六十年后的现在，彼此的兄弟之情终于又被唤回了。尽管在这新的一年，此岸的华人欢庆“民国”百岁，彼岸的华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。
最近整理三十多年来所拍的照片，不只让我看到，也让我听到那环绕整座岛屿、袅绕几个世代，活力无限、韧性十足的浪花拍岸声。这些浪花被锁在尘封已久的抽屉里，将抽屉一一打开，童年的阳光、海风、咸味扑面而来。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。
作者简介｜阮义忠，摄影家、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创始人。著有《失落的优雅》《二十位人性见证者：当代摄影大师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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